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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dora Arredondo 可能是目前对英国加密监管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在加入 Hedera 担任全球政策副总裁之前，她曾在2018至2021年间供职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亲历了 Brexit 规则重写、COVID-19 危机应对，以及加密资产从”边缘议题”到”后院问题”的转变过程。最近她在伦敦接受 CoinDesk 采访时，用了一个词来描述英国加密雄心的核心困境——”巨大的鸿沟”（the great divide）。我觉得这个观察比大多数行业评论都更接近真相。
英国想做加密中心，但为什么会这么慢？
机构内部的”三座大山”
Arredondo 的讲述提供了一个行业通常看不到的内部视角。外界往往把英国加密监管推进缓慢归因于”监管敌意”，但她说实际原因更务实——FCA 在她任职期间被三件大事反复消耗：首先是Brexit 规则重写，脱欧后 FCA 需要大规模重写原本依赖欧盟框架的金融规则手册；然后是COVID-19 经济冲击，整个机构转向危机模式，处理疫情贷款、银行应对和展期措施；紧接着是消费者保护丑闻——London Capital & Finance 和 Woodford Fund 的崩盘将消费者保护推到了监管议程的最顶端（CoinDesk，2026-06-24）。
用 Arredondo 的原话说：”COVID 危机来了，加密从一个边缘议题变成了后院问题。整个组织的焦点转向危机模式。”
两条完全不同的轨道
Arredondo 指出了一个被很多行业评论者忽略的关键事实：FCA 对加密的态度不是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在机构端（wholesale/institutional），FCA 表现出了相当的前瞻性——数字证券沙盒（Digital Securities Sandbox）、与金融机构在代币化和数字资产方面的主动合作。但在零售端和初创企业端，FCA 的视角完全不同，更多地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审视加密资产，尤其是在 CEO Nikhil Rathi 上任后，这一倾向更加明显。
这种”两条轨道”的监管模式，让大型机构在沙盒里做实验的同时，加密初创公司却在反洗钱注册的漫长等待中煎熬。
为什么这个”鸿沟”对行业特别重要？
政策雄心 vs 政策执行的传导断裂
Arredondo 最具洞察力的观点是：她”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将政策雄心与政策执行分隔开来的那个世界”。这句话点出了一个在加密监管中普遍存在但很少被公开讨论的问题——政治家宣布英国要成为全球加密中心（政策雄心）是一回事，监管机构内部的资源分配、优先级排序和制度惯性（政策执行）是完全另一回事。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断裂，导致顶层政治信号无法有效转化为底层的牌照审批速度和监管确定性。
BoE 稳定币规则转向的注脚
一个有趣的背景是：CoinDesk 对 Arredondo 的采访发生在英格兰银行（BoE）发布新版稳定币规则之前。BoE 在新规则中实质上撤回了此前对个人和企业持有法币挂钩稳定币设置上限的提议，转而采用宏观层面的”临时发行护栏”（temporary issuance guardrail），将单一系统性稳定币的总流通上限设为400亿英镑（约506亿美元）。
这个转向从侧面印证了 Arredondo 的判断——当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遭遇行业反馈和技术现实时，顶层设计中的”政策雄心”经常需要做出实质性妥协。
怎么看
- 加密监管的”内部视角”极其稀缺：Arredondo 作为同时具备监管内部经验和产业视角的人，她的分析比纯产业游说或纯监管表态都更有参考价值——她知道机构内部真实的优先级排序是怎样的
- “两条轨道”模式可能是全球趋势：FCA 对机构端积极、零售端审慎的分裂态度，在英国以外也在发生——新加坡 MAS 对机构加密业务相对开放，但零售投资者保护措施不断加强；欧盟 MiCA 同样区分了 CASP 授权和零售营销限制
- 政策传导机制是加密监管最被低估的问题：很多司法管辖区的高级政治层面都表态支持加密创新，但从中低层监管执行者来看，激励结构完全不同——批准一个创新项目可能带来职业风险，拒绝它几乎没有代价。这个”激励不对称”比政治表态本身更能解释实际监管速度
- BoE 稳定币规则转向是”务实妥协”的信号：从个体上限转向宏观护栏，说明英国在经历了多轮行业反馈后，开始接受”管系统性风险比管个体行为更有效”的监管哲学
一句话总结
英国加密监管的真正瓶颈不在政治层面，而在制度层面——Arredondo 揭示的”政策雄心与政策执行的鸿沟”，提醒我们判断一个司法管辖区的加密友好度，不能只看政治人物的公开发言，更要看中低层监管机构的资源分配、优先级排序和执行者面临的真实激励结构。
本文基于以下信源撰写：
